北宋时期，曾发生了哪两起轰动天下的文字狱大

北宋的两大文字狱案件：乌台诗案与车盖亭诗案

在北宋的历史长河中，两起重大的文字狱案件——乌台诗案与车盖亭诗案，震撼了当时的社会。这两个案件都涉及政治斗争和党争，但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却大相径庭。

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当时苏轼因奏谢上表中的用词被御史李定等人指责有讥讽朝政之嫌。这起案件却得到了不少不分党派人士的同情与说情，甚至连当时的太后都帮助说情。这主要是因为苏轼为人正派，官风清正，人们对其遭遇多有不公之叹。

相较之下，车盖亭诗案则鲜有同情者。此案发生在元祐四年，当时旧党领袖蔡确在游安州车盖亭时的诗作被指控有影射朝廷之意。蔡确因此被流放岭南。这起案件的背景与新旧两党的党争密切相关。

蔡确虽有才干，但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他制造了多起冤狱，谋取高官。从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谋夺别人的官位而得位。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阴谋立雍王颢或曹王頵为储君，失败后反诬高太后。这样有才无德的小人终究会遭到报应。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宋哲宗的长大，旧党对新党的打压愈发严厉。车盖亭诗案只是这一系列打压行动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旧党通过这一案件警告和打击新党成员，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

蔡确的遭遇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他的诗被对手所得，并被用来攻击他。这也警示后来的官员，在政治斗争中，不仅要注重自己的政绩和能力，更要注重自己的品德和行为。

乌台诗案与车盖亭诗案都是北宋政治斗争的反映。这两个案件也提醒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品德和行为的重要性不亚于能力和政绩。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那些真正为人民着想、为国家着想的人才能赢得后人的尊重和同情。元祐八年，即公元1093年八月，高太后病重。在生命的垂危之际，她向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发出警告：“我死后，必定有许多人会调戏朝廷，你们应当不要轻信他们，应该及早请求退休，让朝廷另选新人。”实际上，高太后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新党，并希望他们提前做好准备，退出朝廷以保全自身和家族。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高太后的预见性。宋哲宗亲政后，那些在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弹劾新党和废除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了打击报复。车盖亭诗案的新党领袖蔡确，更是因为无人同情他，最终死在贬谪之地。

绍圣初年，正值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令，连死囚都能免除死刑。当大臣们请示哲宗是否赦免被贬谪的旧党官员时，哲宗果断拒绝。绍圣四年，有人建议将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调到相对较好的地方，以“感召和气”，但哲宗却坚决不同意，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对于王岩叟，哲宗更是指责他在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险恶，因此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言行无疑宣判了旧党在政治上的死刑，甚至连哲宗本人也成为了党争的牺牲品。

《宋史》对哲宗参与新旧党争的评价是：“哲宗因年幼登基，初年由宣仁同政。他召用马、吕等贤能之士，废除青苗法，恢复常平仓制度，选拔俊才，开放言路。这一系列举措使天下人心思治，政治局面大有希望重回仁宗时代。遗憾的是，元祐时期的政策并未彻底清除熙、丰旧党的残余势力。之后，旧奸媒蘖又起，借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之士，最终导致党籍祸起，君子被斥逐，宋朝政治日益衰败。”这一评价深刻揭示了哲宗时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