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民是何地位？是何

在封建社会里，等级森严，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观念：士农工商，士居首，商居末。史学家司马迁却持不同的看法。他看待士农工商四民平等，认为他们都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著作《史记》中，他强调了顺应人欲的重要性，并指出应该尊重每个人的能力和职业选择。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一直强调“重农抑商”，打压工商之民。司马迁却认为农工商虞并重平等。他提倡顺应人欲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和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点，社会需要提供满足人们欲望的各种物品，这就需要农民耕田种地、虞人开采山泽资源、工人制造器具以及商人进行流通贸易。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努力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一来，人们自然会进行交易，自然地确定价格贵贱。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已经产生了朴素的自由经济思想，他希望不要干预社会经济。

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是国家的柱石，缺一不可。他指出，“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只有这四个方面共同发展，才能够让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他指出贫富之道不在于夺取或者给予，而在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顺应人欲，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同时应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过度干预和限制它的发展。在司马迁看来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机会无论他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他们都应该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前卫的它不仅反映了司马迁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洞察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司马迁深以为然地接受《周书》的观点，坚信农、工、商、虞这四种职业的生产活动，不仅是人们衣着饮食的源泉，更是国家繁荣和个体富裕的基石。在他的眼中，这些职业的存在不仅关乎个体的生计，更关乎国家的繁荣，真正做到了“上能富国，下能富家”的积极作用。司马迁更进一步指出，追求利益和富裕是人的天性，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无论是身居高位的君主，还是富有的诸侯大臣，甚至是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对富裕有着深深的向往和追求。

与其他史书相比，《史记》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实录精神。司马迁不畏强权，真实地记录下各种人物的事迹，其中包括大量的小人物和社会边缘人物，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和商人等。这些人物的存在，无疑为《史记》注入了丰富的色彩和生动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更是以平等的态度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传，展现了他对工农商虞一视同仁的观点。

想象一下，如果在司马迁的时代真正实现了对农、工、商、虞四者的平等对待，那么中国的古代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隋唐时期，随着某种社会风气的盛行，四民次序彻底固定下来，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业被视为最贱之业，这种观念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固化，无疑是对司马迁平等观念的背离，也限制了人们对职业选择的自由和认识。这一历史变迁令人深思，也让我们更加珍视司马迁实录精神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