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务接待：苏东坡公务宴饮都召小姐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公务接待一直是地方官员心中的痛。面对无预算的公务接待开销，他们不得不向民众征税或寻求预算外资金，实质上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以袁宏道为例，他刚上任吴县知县时，便深感人生作吏之苦。为何如此痛苦？因为上级官员频繁来访，需要他早晚接待。杭州的繁华背后，基层官员应付公务接待的压力同样巨大。例如，杭州通判这个角色，因为应酬过多而被称为“酒食地狱”。

官场中，接待上级是极其重要的任务。汪辉祖在《学治续说》中强调，必须顺从并逢迎上级，尤其是要满足上级身边的人的需求。否则，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浙江的那位县长，因为没有满足省领导身边人的需求，被暗中撤走接待领导的供给，最终被参劾撤职。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导致公务接待中的媚上之风盛行。

明代时，无论是府官、州官还是县官，遇到抚按驾到都要跪迎。如果遇到钦差大臣经过，更是竭尽所能表现，想留下好印象。管志道曾亲眼看见一位县长对巡视的巡按献媚到极致，甚至用貂皮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

与下级的逢迎相对应的是，上司及其身边人的作威作福、压迫下属也是常态。例如，明代宪宗时，熊概因对嘉兴公馆的招待不满，痛打听候使唤的府椽，叶参议看不下去后出面解围。再如清代时，广西学政梅立本在郁林州主持科试时，对承办接待的陆川知县百般刁难，杨知县因无法满足其要求而遭受恐吓和羞辱，最终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揭示了公务接待背后的辛酸与无奈。基层官员在应付公务接待时疲于奔命，不仅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还要面对上级的刁难和羞辱。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古代，现代也同样存在。希望每一位担任公职的人都能以民为本，真正为民众服务，而不是在公务接待中迷失方向。乾隆皇帝获悉某学政滥用职权、扰民之事，大为震怒，下令彻查严办。此事揭示出学政作威作福、扰累地方的弊害普遍存在，但因官官相护，一时难以查清。最终，仅处死该学政以平民愤。

公务接待中的吃喝、用车、送礼，几乎成了明清官场的常态。接待工作几乎成了官员的“养活之计”。每当有上级官员出差或巡视，地方官员都会望风迎接，竞相送礼，以讨其欢心。这种公务接待的陋规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形成了特定的费用结构。

接待红包的分量视官职的尊卑而定，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尤其是“钦使”的接待，更是耗费巨资。为了规避朝廷的禁令，钦差们甚至通过钱庄将收到的车马费汇回家中。宴饮等接待活动也是极为奢华，上席必有珍贵食材，戏饮持续到下半夜。

这些接待费用并非来自官府的正常预算，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自筹经费，其中不乏向民众加征加税的手段。这种公务接待与自筹经费的相互关系中，实则是以公济私，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灰色收入的再分配也借助公务接待和馈送程仪实现。可以说，这种公务接待制度实质上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一种表现。

这种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早在永乐时期就有人指出，这种公务接待制度导致了官员的奢靡和腐败。尽管朝廷曾试图革除这些陋规，但实际上这些陋规仍然存在于各种形式的公务接待中。这种自筹经费的方式既助长了公务接待的奢华风气，又成为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一种来源。改革公务接待制度、加强监管、遏制腐败已成为当务之急。

明清官场的公务接待已经成为一种陋规，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只有通过深入改革、加强监管、遏制腐败，才能还原公务接待的本来面目，真正为民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