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陆游的晚年是否有附从权奸之嫌疑？

晚年陆游与韩侂胄：附庸权奸的嫌疑之下

历史的长河中，晚年的陆游是否真的与权奸韩侂胄有所附庸？关于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一直引人深思。今天，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一话题的背后真相。

在历史的记载中，《》一书将韩侂胄列入了《奸臣传》。书中指出，“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这一评价似乎预示了韩侂胄晚年的境遇。由于朱熹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后世诸多公私记载都对陆游与韩侂胄的交往提出指责，从而引发了关于陆游“晚节”问题的热议。

在庆元党禁时期，陆游对平庸无才的朝政早已不满。对于庆元元年赵汝愚的罢相，陆游虽反应冷淡，但他并未支持庆元党禁。他对于激烈的党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虚耗国力的内讧。并且，他与名列“伪党”之籍的朱熹等人保持着深厚的交往。

开禧北伐时期，不论韩侂胄的个人动机如何，收复中原在客观上符合爱国士大夫的愿望和要求。陆游的毕生大志便是北伐中原，他与韩侂胄的交往也是基于此。在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陆游并没有因为附庸韩侂胄而自污人格。

关于《南园记》和《阅古泉记》两篇记文，更是为陆游是否附庸韩侂胄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南园记》作于庆元六年，陆游在文中明确提到，是因为韩侂胄来求文才同意动笔。有人质疑陆游是为了修史而出山作此记，但这并不准确。因为在作记的前一年，朝内已决定由陆游负责修史。《阅古泉记》则作于嘉泰三年四月，陆游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挂冠复出之感，并表达了对“复归故山”的愿望。这些都表明他绝无希荣附势、依傍门户之意。

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因《渭南文集》未载这两篇记文，而认为陆游有愧于心、有销赃灭迹之嫌的观点，实则是无稽之谈。其实，《渭南文集》的刊行者是陆游的幼子，当时他正在攀结权力，删去二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陆游的长子几乎刊行的《剑南诗稿》就保留了《韩太傅生日》一诗，这显然是因编者不同而导致的差异。

陆游晚年并没有附庸权奸韩侂胄，他的行为都是基于爱国和正义的原则。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不被片面的言论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