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断案“性骚扰”（民间故事）

在现代社会，“性骚扰”一词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然而这种行为并非现代独有。从晚清文人陈炽的《庸庵笔记》中，我们便能窥见端倪。

曾有一男子在路边解手时，偶遇一妇女。他不仅未回避，反而以极其不雅的行为戏弄妇女，一边继续撤尿，一边手指自己的生殖器。这位妇女面对如此场景，倍感羞辱，回家后选择上吊自杀。案件被送到刑部后，虽然大多数人认为该男子的行为恶劣，但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据显示其有勾引或调戏的行为，只能判处“死缓”。从现代视角来看，这一判决似乎过于宽容。

清代律例规定，对于调戏妇女并导致其自杀的行为，应判处“绞监候”，即死罪。这一规定在每年的秋审时都会引发争议。有一则故事讲述了一名私塾先生因对一少女微笑而引发的悲剧。他因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导致少女羞愧自杀。私塾先生被捉到官府后，同样被判处“绞监候”。

这两则故事让我们想到现代社会的“性骚扰”问题。那些有此癖好的人可能会暗自庆幸他们生活在了一个宽容的时代。我们不禁要背后的原因。为何有些司法人员如此坚决地要求严惩此类行为？这背后的原因既是个人的道德感强烈，也反映了当时法律的严酷。

在古代，法律与道德紧密相连。尤其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原心问罪”，更是将犯罪动机置于首位。如果某人行为虽不合法律，但其动机善良，便可免罪。这一传统在法律实践中得到了体现。这一传统也被一些司法人员过度解读和应用，导致一些在现代看来并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古代可能被判处重刑。

那个刑部司员的突然死亡，或许可以被视为“刀笔”的报应。陈炽在他的笔记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记录，也透露出他对当时法律的不完全认同。古代的法律实践反映了法律与道德的交织关系，也提醒我们法律需要平衡公正与人性。在现代社会，“性骚扰”问题的解决需要法律的明确界定和公正执行，同时也需要社会的道德共识和教育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