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的子女教育 让太子刘禅学习兵家和法家著作

在公元223年，历经讨伐东吴的失败，刘备一路败退至白帝城，最终在病榻上意识到需要为继承人做出安排。他清楚自己的儿子阿斗并不具备足够的资质来独掌一国，但他仍需要担忧政权的稳固性以及继承人的素质问题。他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提高阿斗的政治和军事素质。

在刘备的遗诏中，他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并列出了一份书目。他要求阿斗阅读史书和儒家书籍，如《汉书》和《礼记》，以借鉴历史并了解作为君主的规则和礼仪。他还推荐了法家和兵家的书籍，如《六韬》和《商君书》。刘备认为，阅读这些书籍能够增加智慧，而不仅仅是提高修养。

与此诸葛亮也为刘禅列出了相似的书单，包括《申子》等。这些书单中的书籍无一例外都是兵家和法家的经典，这与后来历朝储君太子只读儒家书籍的做法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源于当时的时势。刘备去世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三国割据的时代，政治军事格局极为复杂和残酷。对于统治者来说，政治军事素质的要求极高。在这种背景下，儒家的修身养性显然无法满足急迫的需求。当时的割据首领更重视法家和兵家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更切合实际，更具实用性。

刘备清楚诸葛亮的才干和忠诚，但他仍担心阿斗的素质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他急于让阿斗阅读一些能够立即产生效果的书籍，以期在残酷的纷争中立足。这些书籍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应对政治和军事的挑战，从而确保政权的稳固。

尽管刘备为阿斗列出了书单，但这并不能保证他能够成为一个英明的国君。竞争形势的复杂性使得短时间内通过恶补很难达到目的。尽管如此，这些书单仍然反映了当时贵族阶层的读书倾向。

在刘禅登基后，他的太子刘睿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的修身书籍，这遭到了大臣孟光的批评。孟光认为，在三国纷争的背景下，更应该学习应对机变和兵法韬略。这也反映了当时高层对于读书的思维方式存在共识，即实用性和即时性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刘备为阿斗所列的书单显示了他对时势的敏锐洞察和对继承人素质的深切担忧。尽管这些努力未能确保阿斗不成为亡国之君，但这些书单仍然具有历史意义，反映了当时贵族阶层的读书倾向和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