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创造的文字有什么影响

永昌元年七月，《大云经疏》一书编纂完成，书成之后上呈于朝廷，得到了武则天的极度青睐。于是，她在载初元年正月颁行了十二个新创的字，并用这些新字替代了原字，在全国各州广泛传播，抄赐于百姓。她命令名僧向百姓解释这部经典中的预言，即佛遣净光仙女到震旦王国土的故事。各州庙宇也因此更名为“大云寺”，目的在于证明她代唐的合法性，为自己的女皇地位寻找“理论依据”。

对于武则天的这一行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从广武铭开始，为强化自己的皇权，武则天频繁更改年号，如改元“天授”及“证圣”，并相应增加了“授”、“证”、“圣”三个字。在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六月后，“国”字也被纳入使用。到了圣历年间（公元698年），又增加了“人”字，形成了所谓的十七文。另一种观点则基于施安昌和林聪明的研究，认为在敦煌卷子中，无论题记还是经文，大多使用的是新字，但仅限于制造的写经。民间写经则迫于政令只在醒目的题记上使用新字，经文则仍使用旧体。这说明武周新字在当时并未完全被推行。

这些新字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还远播至日本、朝鲜、韩国等儒家文化圈。例如，日本人对“圀”字有着特殊的好感，江户时代的德川光圀（德川光国）名字中就使用了这一新字。韩国庆州佛国寺藏经中也发现了武周新字。这些新字在武周时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传播效果，许多石刻、碑志、佛经等文献中都有其踪迹。尽管随着武则天的逝世和武周政权的结束，这些新字逐渐被废弃，但在云南等地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和使用。即使在中原地区，仍有个别新字被保留下来。至于为何武周新字能够在国外流传并产生影响，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其背后浓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内涵赋予了它们独特的地位和重要性。汉字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随着会意结构的逐渐衰落和形声结构的兴起成为主流结构模式后，汉字的系统性和区别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也为后来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字学及训诂学界的泰斗级专家齐元涛先生对于武周新字持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武周新字在构造形式上，大量采用了逐渐式微的会意合成模式。这一模式，与汉字主流体系中以形声为主的楷书系统相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字与字之间的紧密关联与有效区分。实际上，这一构形方式与汉字发展的整体趋势是脱节的。

武周新字试图回溯历史，重拾那些曲折的线条和复杂的字形结构，并试图重燃过时的表形功能以及不规则的组合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忽略了汉字演进的自然规律，忽视了楷书体系所带来的简洁明了和高效表达。这样的尝试，无疑与汉字发展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注定难以被汉字的使用者和研究者所接受。

齐元涛先生认为武周新字的命运是注定的——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在汉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试图逆潮流而动的尝试，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武周新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试图改变汉字的基本构造方式和表达习惯，但最终却未能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这也提醒我们，在和发展中，应尊重历史趋势，遵循自然规律，才能真正推动事物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