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世界之最(1922：爱因斯坦与中国)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传奇的东方之旅与诺贝尔奖背后的故事
导读：一百年前，爱因斯坦曾计划访学中国，然而未能如愿。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对当时中国人的印象，引发了关于是否存在歧视的激烈讨论。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怀着怎样的心情解读呢？让我们跟随宋妍婧博士的笔触，走进爱因斯坦的世界。
时间回溯到1922年，全球科学界的目光聚焦于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一年，他因对理论物理学的卓越贡献，特别是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就在颁奖前夕，爱因斯坦正乘坐日本邮船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当他抵达上海汇山码头时，收到了瑞典总领事转达的关于他获奖的正式通知。他的东方之旅才刚刚开始。
爱因斯坦的访日之行持续了四十三天，成为日本科学史乃至世界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这段旅程之前，他在中国的停留只有短暂的一天。尽管他曾计划在中国大陆进行两周的访问和讲学，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
大师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尽管爱因斯坦已经凭借卓越的学术成就名扬天下，但在中国的知名度还远远不及21世纪的今天。这一切都要从1905年的“爱因斯坦奇迹年”说起。
那一年，只有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完成了六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并陆续发表在《物理年鉴》上。这些论文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使他一夜之间成为科学界的璀璨明星。之后的几年里，他的学术成就不断积累，终于赢得了科学界的广泛认可。
爱因斯坦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却是在1919年的一次实验观测与科学理论的精彩互动之后。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宣布的观测结果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使之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尽管当时的普罗大众可能并不了解相对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被这一颠覆传统的理论所吸引，进而将爱因斯坦视为当世最伟大的科学家。而此时的诺贝尔奖桂冠也已戴在了他的头上。
回望爱因斯坦的传奇人生，他的东方之旅和诺贝尔奖背后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学术成就、人格魅力以及对科学的贡献，都让我们为之敬仰。让我们珍惜这段历史，铭记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期待未来的科学之星能够继续为人类探索未知的领域，创造更辉煌的成就。自1910年起，爱因斯坦便开始踏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之路。每年的提名次数都在增加，从数次到后来的十七次，他一直是备受瞩目的候选人。他的获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这个评选机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五人组成的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在评选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的决策可能会对其他提名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在爱因斯坦的获奖过程中，阿伦尼乌斯作为委员会主席，他的态度对结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阿伦尼乌斯是瑞典的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在电离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获得了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一直担任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委员，拥有极高的威望。他对爱因斯坦的态度却颇为复杂。在爱因斯坦获得提名的初期，阿伦尼乌斯并没有对他给予足够的认可。当时，他更倾向于提名其他科学家，如皮兰和斯韦德贝里等。这一时期的阿伦尼乌斯对爱因斯坦的理论持有一定的疑虑和担忧。他的担忧在撰写关于爱因斯坦的专门报告时也有所体现。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对学术界可能产生的疑虑和困惑，这也导致了爱因斯坦获奖的推迟。尽管如此，随着爱因斯坦的理论逐渐被接受和证实，阿伦尼乌斯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对爱因斯坦的认可和支持也逐渐增加。由于一些实验物理学家的反对和质疑，爱因斯坦的获奖之路仍然充满了波折。古尔斯特兰德等科学家在专门报告中提出了对爱因斯坦理论的质疑和批评这也给爱因斯坦的获奖前景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尽管爱因斯坦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得到了众多科学家的支持但他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评选中仍然面临了许多挑战和困难直到最后终于获得该奖项这一过程中充满了曲折和挑战但正是这些挑战最终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故事和教训。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出现使得整个事件的走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位人物，就是瑞典物理学家奥森。在他增补为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临时委员的特殊时刻，物理学界正面临着一场关于两位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玻尔能否获得诺贝尔奖的争议。
奥森，这位刚刚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的物理学家，在1921年和1922年连续对爱因斯坦进行了提名。他独特的视角和对科学的深刻理解，使得他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不仅是瑞典仅有的两位数学物理学教授之一，更是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中唯一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的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使他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奥森面临的困境显而易见。一方面，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对论虽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六十岁的古尔斯特兰德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反对和“光电效应定律”的提名理由在上一年被阿伦尼乌斯的专门报告否定等，使得爱因斯坦获奖的可能性变得渺茫。另一方面，奥森一直努力推动玻尔的原子理论获得认可，尽管提名理由在上一年被委员会否定，但他始终坚信玻尔的贡献应该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
在这个背景下，奥森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他撰写了关于玻尔和爱因斯坦的专门报告，详细阐述了他们的理论贡献和实验验证。他强调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定律的重要性和影响，并成功地将爱因斯坦的理论与玻尔的原子理论联系在一起，展示了两者的互补性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他还积极参与了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的决策过程，据理力争，最终成功说服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采用他的方案。
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提交了一份震撼人心的总报告。他们提议将前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柏林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以表彰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尤其是他关于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则授予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教授，以表彰他对原子结构和辐射研究的卓越成就。
这一决定在9月6日提出后，爱因斯坦的获奖似乎已成为定局。因为在物理学部和皇家科学院的常规流程下，委员会的提案一般都会被接受。阿伦尼乌斯在德国莱比锡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师协会的百年大会时，兴奋地告知爱因斯坦获奖的消息，并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谈及外部环境对他产生的影响，担心他因此离开德国去日本。他也在信中透露了诺贝尔奖即将授予爱因斯坦的消息。尽管信件中没有明确提及诺贝尔奖的字眼，但字里行间已经足以让爱因斯坦感受到获奖的强烈信号。随后的信件中，爱因斯坦表达了对获奖的期待和对阿伦尼乌斯的感激之情。尽管他否认出国旅行是因为在德国处境危险，但他确实因为这次远东之旅而错过了当年的颁奖典礼。
爱因斯坦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波折和传奇色彩。他是一位自由、不受拘束的思想家和研究人员。早在年轻时，他就为了逃避兵役放弃了德国国籍，成为无国籍人士长达五年之久。在瑞士的岁月里，他专注于物理研究，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后来的社会动荡，他的生活逐渐失去了平静。尽管他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并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但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和对正确事业的坚定追求。他清楚自己的处境并曾轻松面对争议和批评。他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幽默的口吻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坦然态度。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他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并投入到他认为正确的事业中去。这份坚韧和决心使他成为一个令人钦佩和尊重的人物。他的传奇人生和他对科学的贡献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和尊敬。【注】爱因斯坦的生活与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成长经历，展现出丰富的色彩。在科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他也面临着来自社会与个人的种种挑战。
在爱因斯坦受邀出席反相对论会议后，批评之声如潮水般涌来。有人指责他沽名钓誉、操控出版、剽窃抄袭等，这些声音让爱因斯坦倍感压力。他并未选择沉默应对，而是在《柏林日报》上发表文章，坚决回应这些诽谤。爱因斯坦向反相对论科学家发出挑战，建议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此时的德国国内批评已经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爱因斯坦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和失望。在这种环境下，爱因斯坦对离开柏林和德国的念头愈发强烈。这场风波对于爱因斯坦而言是一次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深感犹太人遭受不平等待遇后决心为犹太人争取平等教育权利的重要契机。
爱因斯坦与莱纳德的交锋虽然短暂而平静，但未能缓和两人的矛盾。爱因斯坦对德国的政治环境深感担忧，自身的安全也面临威胁。因此他决定撤回加入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的决定，并因安全原因无法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师协会的百年大会。这一系列事件让爱因斯坦下定决心离开柏林。他为即将展开的远东之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于1922年远东之行前夕离开了柏林前往瑞士苏黎世。这场远行对于他来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他不仅将亲眼目睹远东的文化与风情，更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间的科学交流与文化理解。尤其是他对中国的访问更是令人期待，这也展现了他对全球科学文化发展的高度关注和责任心。他曾因中国多次向他发出邀请而答应访华一事显示了他对国际交流的开放态度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在这段期间他也并不忘为犹太人创办大学的理想而努力筹款与筹备活动这些都反映了他深厚的科学情怀和人类使命感令人敬佩不已。在面临困境和挑战时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追求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后世永远敬仰的杰出科学家和思想家。此次远东之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旅行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科学文化交流之旅充满了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在爱因斯坦的生涯中他始终致力于推动科学进步和文化交流努力促进国际间的和平与理解他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在远东之行之后爱因斯坦继续致力于推动国际间的和解与合作他的影响力不断扩散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智慧和勇气成为后世科学家和思想家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思想和贡献将永远在人类历史上熠熠生辉启迪后人不断探索前行。当袁希涛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传达邀请时，爱因斯坦认为自己暂时无法离开德国。这一想法在后来的事件中得到了验证。
1920年，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时，便已经开始筹划邀请外国教授来华任教或讲学的事宜。他对爱因斯坦的邀请始于在法国巴黎的一次会面。在与居里夫人交谈时，他提到了关于爱因斯坦的邀请事宜。当时的日记记录显示，他了解到爱因斯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赴美访问，且爱因斯坦也表达了对未来访问中国的兴趣。但受限于时间因素，他当时无法确定具体的行程安排。爱因斯坦还询问如果在中国演讲，应该使用何种语言，得知可以使用德语并由他人翻译后，他表示了满意。当时的夏元瑮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也参与了这次交谈，并讨论了相对论的某些观点。
与此日本的改造社也在积极行动。他们是一家富有创新精神和实力的出版社，曾成功出版了贺川丰彦的自传体小说《越过亡线》，并为聘请国外杰出知识分子访日提供了资金保障。早在爱因斯坦之前，改造社已经成功邀请了杜威、山额和罗素等世界知名人士访问日本。当罗素被问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第一是爱因斯坦。”这也证明了爱因斯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改造社通过其驻欧记者室伏高信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并提供了详细的条件，包括支付往返旅费、讲演费以及书稿、论文的出版费用等。双方初步达成了共识。事情并未按照计划进行。室伏高信回国后不久便得知爱因斯坦取消了访日计划。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方面在邀请过程中出现了混乱和误解。除了室伏高信的邀请外，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石原纯也以不同的条件和行程计划向爱因斯坦发出了邀请。这导致了爱因斯坦的不满和困惑。最终他认为日本方面的做法是不诚实和不专业的因此决定取消访日计划。这一事件对于当时的国际社会和两国文化交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虽然交流是促进国际间文化和知识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也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否则只会适得其反甚至破坏已有的良好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或许爱因斯坦的这次取消访日计划也并非一件坏事反而给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规范化敲响了警钟让双方在今后的交流过程中更加注重诚信和专业态度以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和良性发展。在1922年的某个冬日，爱因斯坦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深情邀请。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婉拒了石原纯和室伏高信提出的访问计划，对此他表示遗憾。尽管原因尚未明确，或许是因为沟通上的误解或是谈判技巧的差异，但这一决定让日本方面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很快，山本实彦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迅速采取行动进行补救。
经过一系列的协商和谈判，山本实彦终于在1月15日拟定了正式协议。改造社邀请爱因斯坦博士访问日本并开展一系列讲座。协议详细列出了演讲的具体内容、时间、地点以及酬金等细节。为了确保协议的履行，改造社预付了一半的酬金，并承诺在爱因斯坦抵达日本后立即支付剩余部分。协议也明确指出了如果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成行，预付的金钱应归还给改造社。
山本实彦深知要想让爱因斯坦相信这次邀请的诚意，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他附上一封信，告知爱因斯坦已经在伦敦的银行为教授开设了一个账户，并存入了一千英镑。他建议爱因斯坦在方便的时候从银行取出英镑或马克。山本实彦还积极与柏林日本大使馆的参赞松原先生协商安排行程，以确保爱因斯坦的行程顺利。
爱因斯坦仍然对改造社的邀请持怀疑态度。山本实彦明白这一点，因此他并没有直接将协议发送给爱因斯坦，而是委托石原纯代为转交。石原纯在1月26日写信给爱因斯坦，告诉他改造社邀请他讲学的意愿已经得到了改造社全体成员的认可和支持。他还告知爱因斯坦之前商讨的条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并附上了一些新的备注内容。其中提到了改造社的计划得到了文部大臣和东京大学校长的支持，还为讲座安排了大厅。石原纯还表示愿意承担爱因斯坦夫人的旅行开支，如果因为无法预料的情形导致无法成行，预付金不需要退回现金，可以通过为《改造》杂志写文章的方式抵扣。这一番诚意满满的举动让人们对这次邀请充满了期待。
这次邀请不仅仅是关于一次学术讲座的简单邀请，更是日本文化界对于世界杰出学者的尊重和邀请的象征。随着协议的达成和细节的落实，人们开始期待这场跨越国界的学术盛事。爱因斯坦的行程虽然尚未确定，但人们的期待已经充满了激情与热情。这次的邀请无疑加深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在1922年的春天，爱因斯坦与两大远东国家——日本和中国的学术邀请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互动。他于3月给石原纯回信，正式接受日本的邀请，并表达了对访问日本的期待。他提出将出发时间推迟至10月初，因为他需要在9月21日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师协会的百年大会。尽管因安全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但他的诚意和对旅行的热切期待已然显露无遗。
在与日本改造社紧密接洽的中国的步伐似乎有所放缓。蔡元培在1921年与爱因斯坦交谈后，委托朱家骅和中国驻德公使馆人员与爱因斯坦协商访华事宜。朱家骅的信件揭示了爱因斯坦访华的诸多细节，包括他将要访问日本的消息、在北京的停留时间、以及他对于访问中国的期望和顾虑。爱因斯坦在回信中感谢朱家骅的来信，并透露了他对于东亚之行的计划，包括日本的访问和中国的计划。他明确表示，由于日本的邀请报酬足够所需，他不得不暂时打消前往中国的念头。他也提到了自己对中国的冬天气候的期待。
中国方面的提议似乎并未达到爱因斯坦的期望。新任驻德公使魏宸组接手联系爱因斯坦后，尝试重新邀请他访问中国。蔡元培表示热烈欢迎，并承诺提供更高的酬金和在北京期间的所有费用。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表示，由于收到来自美洲大学的更高报酬邀请，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程安排。尽管如此，他表示愿意在冬季前往北京大学进行为期两周的宣讲。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蔡元培和梁启超最终决定接受爱因斯坦的条件。为了迎接他的到来，北京大学组织了七场公开演讲。整个校园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学生们热切期待着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到来。为了容纳更多的听众，还专门印发了听讲券。
终于，在1922年的冬天，爱因斯坦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他的到来，不仅为北京大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也为整个中国带来了科学文化的巨大冲击。这场跨国的学术盛宴，成为了历史的一段佳话，永远载入了中科学术交流的史册。
在这场学术交流的高峰中，爱因斯坦的智慧和远见不仅为中国学生带来了知识的盛宴，也为中国的学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演讲和研究成果激发了学生们的求知欲，引领了科学文化的潮流。他的到来，无疑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热闹非凡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一场科学盛宴即将拉开帷幕。自11月24日至12月13日，每晚八时，著名科学家们将陆续登台，就各自的专长发表演讲。以下是演讲者及其演讲主题：
丁巽甫将带我们走进《爱斯坦以前之力学》的世界，探索力学的前世今生；何吟莒将带来《相对各论》的解读，引领我们领略宇宙的奥秘；高叔钦将挑战我们的认知边界，阐述《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浮筠将为我们讲述《爱斯坦之生平及其学说》，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王士枢将带我们走进《非欧几里德的几何》的奇妙世界；文范村的《相对通论》将为我们揭示相对论的深层含义；而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则为我们展现了科学与哲学的交融之美。
就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爱因斯坦却悄然从法国马赛启程，开始了他的远洋旅行。1922年10月7日，爱因斯坦夫妇登上“北野丸号”邮轮，开始了他们的亚洲之旅。他们先后抵达埃及塞得港、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横穿印度洋，最终抵达新加坡。在新加坡，他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热烈欢迎。随后，他们抵达香港，这里的美景让爱因斯坦流连忘返。就在同一天，他得知自己荣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
11月13日，爱因斯坦夫妇抵达上海。他们的到来引起了轰动，众多人士前来迎接。其中包括日本改造社代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讲师、德国总领事等。在码头的采访中，爱因斯坦透露了接下来的行程安排，他表示将在日本讲学后回到中国进行一系列演讲。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都向他发出了邀请。
抵达上海后，爱因斯坦夫妇在一品香番菜馆享用午餐。这里的中西合璧美食让爱因斯坦大开眼界。下午，他们参观了“小世界”听昆曲、俯瞰豫园美景，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他们参观了城隍庙、新闸路的别墅，并参加了犹太显要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晚上，他们赴王一亭寓所参加晚宴。王一亭的宅邸充满中国传统韵味，满足了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这次亚洲之行，不仅是爱因斯坦个人的荣耀之旅，也是中日在科学文化交流中的一次重要碰撞。在这次旅行中，爱因斯坦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智慧，也让更多人了解了科学的力量和魅力。他的演讲和经历将激励更多的人投身科学研究，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当晚赴宴的中国人除了东道主王一亭及其子王传熊外，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前北京大学教授张乃燕博士、浙江政法学校教务长应时博士及其夫人章肃和女儿应蕙德，以及《中华新报》总编张季鸾和记者曹谷冰等一众名流。这些人均与王一亭有着同乡之谊或深厚友情。
与此宴会还得到了诸多外国友人的光临，如裴司德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村田孜郎和前田等人。在这样一场跨越国界的盛大宴会上，一个特别的时刻发生了：爱因斯坦夫妇在欣赏金石书画后，与在座的中国宾客展开了一场文化交流。
于右任代表中国青年致辞，他高度评价了爱因斯坦在科学界的卓越贡献，并表达了中国青年对其学术的崇敬之情。他感慨时间匆忙，无法充分展示东道主的热情，并希望爱因斯坦未来能再次访华，为中国青年分享更多学术智慧。
爱因斯坦在答辞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赞赏，尤其是被王一亭君的作品深深吸引。他对中国青年的未来寄予厚望，认为他们在科学界定会有所建树。在宴会过程中，应时博士的女儿应蕙德以其可爱的形象和才华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晚九点半，宴会结束，爱因斯坦一行赴日本人俱乐部，受到约一百名年轻人的热烈欢迎。之后他们返回邮轮，在接待了一位有趣可爱的英国工程师后，爱因斯坦夫妇终于得以休息。
第二天上午，爱因斯坦夫妇与稻垣守克夫妇一同前往龙华寺参观，并游览了附近的村庄，享受了愉快的时光。下午三点，他们乘“北野丸号”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1922年11月17日下午三点，爱因斯坦夫妇抵达日本神户，开启了他们的日本之行。除了专业讲座外，他们还参观了多个城市并进行了公共演讲。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座吸引了众多学者和学生，每次讲座都座无虚席。公共演讲的题目主要集中在相对论原理上，尽管门票价格不菲，但每次都有众多听众前来聆听。
爱因斯坦的到访引起了全日本的热烈欢迎。无论是早稻田大学还是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们都纷纷前来迎接他们。新闻报道、诗歌献词，甚至爱因斯坦用过的草稿纸和讲课的黑板都被人们珍藏。当时日本的大正天皇甚至为爱因斯坦举办了一场赏菊会。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冈半太郎评价此次讲座称：“在这个研究所里，几乎不会再有这样值得纪念的讲座了。”他认为这次讲座激发了年轻一代对新科学的热情，并引起了公众对理论的关注。他还预测日本国民将在未来感受到爱因斯坦的努力所带来的巨大成就。
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不仅是一次科学及文化上的交流成功，更是一次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人们都想一睹这位科学巨匠的风采。在这次活动中，改造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收益。门票收入就相当可观，尤其是公开演讲的门票。爱因斯坦在日记中也不忘揶揄山本实彦一番：“取消了学生欢迎会，因为如果像仙台一样免费听报告，山本可就亏大了。”这句话透露出他对这次活动的喜悦和感慨。
爱因斯坦夫妇在日本期间，受到了改造社和山本实彦的悉心照顾。他们的日本之行长达四十三天，早已超过最初议定的一个月。虽然科学讲座和公开演讲主要集中在前三十天，但后面的日子仍以旅游观光为主。对此，爱因斯坦在写给山本实彦的信中表达了歉意和感激之情，认为这段时间的招待已经足够丰富，自己在此期间并未为对方做什么。
这次访问中，爱因斯坦在京都大学出席了一个学生欢迎会，并分享了自己发现相对论的心路历程。他作了一个题为“我如何创造了相对论？”的即兴演讲。这次演讲只有石原纯的日文记录版本，但对于相对论的爱好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资料。
爱因斯坦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颇有好感。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他这样描述日本人：“安静、谦虚、聪明，懂艺术而又体贴，没有什么是为了表面，一切都为了实质。”这样的评价足以看出他对日本民族的喜爱和赞赏。
爱因斯坦夫妇在中国上海的逗留却与日本的行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上海停留了两天，主要受到当地犹太社区协会的接待。尽管他们参加了许多活动，但与中方学者的交流却并不多。王一亭的梓园晚宴和张乃燕的座谈提问是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仅有的正式接触。这使得爱因斯坦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显得有些遗憾和遗憾地错过。这也使得他在中国的讲座计划发生了变化，原计划的一系列讲座并未如期进行。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仍然反响热烈，显示出中国学者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极大热情。
蔡元培在12月8日给爱因斯坦发去的欢迎信也显示出中国对其访日的期待和欢迎。他在信中提到与爱因斯坦达成的协议，并询问其抵达中国的日期，表示将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爱因斯坦访华之旅的辛劳。
这次日本之行对于改造社和爱因斯来说是一次成功的旅程，他们在旅途中收获了友谊、尊重和美好的回忆。虽然在中国上海的逗留有些遗憾和错过，但整个旅程仍然充满了色彩和生动的故事。无论是日本的热情招待还是中国的期待欢迎，都展现了人们对于科学和文化交流的热爱和追求。蔡元培与爱因斯坦的遗憾之约
蔡元培，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一场旨在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盛情之约，却因为种种误解而遗憾落幕。尽管与爱因斯坦的约定名单已佚失，但这一事件仍然成为了历史中的一段佳话。
爱因斯坦在收到欢迎信之前，已对这次访问充满期待。由于等待期间的漫长沉默和某些复杂的背景，爱因斯坦在日本作出了无法赴华的决断。他在回信中坦诚表达了对无法赴约的深深遗憾和对蔡元培的歉意。他提到自己对误解的无奈和对未来弥补机会的期望。这一信件，在时隔多年后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蔡元培在收到爱因斯坦的信后，深感遗憾。他理解爱因斯坦的困扰和误解，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对此事件的解释。他提到邀请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包括与爱因斯塔的沟通交流上的障碍，这些都造成了遗憾的结果。
这场邀请的背后，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尽管蔡元培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困难。与爱因斯塔的约定之初，就存在经济上的先天不足。即便是在邀请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方联络和条件不一的挑战。尽管如此，仍有些机构和私人努力促成了爱因斯坦对日本的访问。对比之下，北大的邀请虽然遗憾落幕，但也凸显了当时中国在学术领域的努力和追求。
面对这一遗憾，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安慰和鼓励师生们。他提到，尽管这次邀请未能如愿，但大家不必懊丧。他鼓励师生们继续追求学术进步，希望有一天能再次吸引世界著名学者来访。他还表达了对于未来可能的合作和交流的乐观态度。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的历史事件也值得注意。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管理和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推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发展。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学术领域的努力，也展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尽管爱因斯坦的访华之旅未能如愿进行，但这一事件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经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更多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机会，推动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发展走向更高的水平。在推动自然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发展上，他们做出了显著的努力。诸如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不仅重点资助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学，还设立特聘科学教授席，用以吸引和邀请国外科学名家来华进行交流与讲学。
1928年，国民的重要举动标志着我国科研体制的初步建立。这一年，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同年6月，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次院务会议在上海召开，宣告了这一重要科研机构的正式成立。紧接着的1929年，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被整合成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并由李煜瀛担任院长。这两个大型综合科研机构是1949年之前我国科研领域的重要支柱，象征着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进程的基本完成。
尽管爱因斯坦访华时留下的遗憾无法弥补，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在后来的日子里，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不断邀请、接待世界各地的科学文化名家来到中国。他们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研的国际化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这本书中，爱因斯坦对于中国人的评价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实际上，这些内容在之前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中已有收录。在这本日记中，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既有正面的评价，如认为华人能通过勤奋、节俭和众多子孙超越其他民族；也有负面的观察，如认为中国人肮脏、饱受折磨、麻木迟钝等。他的这些观察与判断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但也带有明显的个人偏见和种族观念。
在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尤其是香港、上海等地）的所见所闻。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多元与复杂：有繁华的城市、喧嚣的街头、有趣的佛寺和小村庄，也有苦力劳动的人民、肮脏的环境和令人难过的社会现象。他的这些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窗口，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深入思考。
中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科研领域的进步也日新月异。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世界，尊重每个人的观点和判断，同时也应坚持我们的文化自信，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而努力。
以上内容仅作参考，请根据实际情况撰写。在遥远的地球上，有一种人民质朴、温顺又节俭，却遭受着残忍的虐待。他们的命运甚至比牛还要悲惨。当我们谈论这些可怜的人民时，有两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
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写这些日记的初衷是为了给继女看。如果他知道这些日记将来会公开出版，他可能会选择保持沉默，至少不会如此直白地表达。爱因斯坦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尖锐的言辞著称，他的日记中几乎讽刺了每一个他看不惯的人和事情，包括他的犹太同胞。比如他曾嘲笑上海的犹太富商加登是暴发户。甚至在给夫人的信中，他还曾描述自己与前妻的两个儿子，调侃他们的手宽大而肥厚，并感觉他们像是一种四脚动物。
虽然爱因斯坦不能被归类为种族主义者，但他的观点仍然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像所有时代的人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偏见。1922年，他目睹了中国大众正在经历的苦难，但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以刻薄的言语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在爱因斯坦的日记中，除了苦难和悲剧，也有希望的种子。在香港的某次日记中，他提到了中国工人的罢工，称赞他们的组织出奇得好。这次罢工是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持续五十六天并最终取得胜利，是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
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法国马赛，踏上远东之旅的时候，另一位中国男子也正在前往欧洲留学的路上。他对中国的现状深感忧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他下定决心去欧洲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这位男子就是正在“万里寻党”的朱德。
朱德到达法国后，发现欧洲并非自己想象中的“近代科学的天堂”。战争结束后，战胜国的欧洲也元气大伤，恐怖和颓丧的情绪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在听说留法学生中已经建立了中国的旅法组织后，朱德立刻前往柏林寻找组织。在这里，他见到了周恩来，并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了中国。
无论爱因斯坦在远东之行中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想到，那个时代的中华民族正在觉醒，他们需要觉醒，也正在觉醒。今天，我们纪念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并访问中国的也要铭记那个时代的觉醒与奋斗。
谨以此文纪念爱因斯坦的成就与对中国的影响。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每一天都充满了故事与启示，让我们共同记录与分享。